学人说｜农村寄宿生：有家却不能回的孩子，过得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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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同钰莹
责编：胡姝
编者按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及亚太所华人家庭研究中心同钰莹教授，从2013年开始在湖南农村做过两次关于农村留守学生的调研，发现因为撤点并校，很多学生距离学校较远，只能寄宿。对于孩子来说，日常生活除了学习，之外几乎没有其它娱乐设施；对于代为监护的爷爷奶奶来说，接送孩子既不方便也不安全，比如，有一户的爷爷奶奶将住寄宿学校的四个孙子孙女用一辆摩托车一次性接回家。寄宿有何利弊？这些孩子有家不能回，好吗？在这篇文章里，同钰莹教授分享了她关于农村中小学生住宿的观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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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过程
2013年暑假，我和我的博士生舒玢玢去她的家乡湖南省某县农村做调研，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去了解留守儿童的学习与生活状况。那是我第一次去自己家乡以外的农村，那里的村庄和房屋散落在山水之间，山清水秀，风光迤逦，甚是令来自黄土高原的我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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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快一个问题进入我的脑海：在这个地方，村户如此分散，又到处是山路，孩子们在哪里上学？怎么去？这不仅仅是留守儿童需要面对的问题，其他儿童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玢玢亲戚的帮助下，我们寄宿乡政府，有幸在几天的时间里见到了一些老师、当地干部和暑假在家的学生，了解了很多情况， 也多了很多感触。
就在我们离开的前一天，乡政府发生了一场群众集会，集会者反对将某村的小学撤销并将该校学生并入其他学校，理由是孩子们的父母大多在外打工，爷爷奶奶接送孩子上下学有困难。的确，以我们访谈过的一个家庭户为例，房子修得很大很阔气，矗立在农田一角，但车最近只能开到几百米开外的农田边。老夫妇的两个儿子和儿媳均在外打工，存钱盖了这所豪宅，并将四个学龄儿童留在家中。孩子们在村外上寄宿学校，每周五下午爷爷奶奶会将四个孙子孙女用一辆摩托车一次性接回家。我们和当地政府的陪同人员觉得这样太不安全，劝说了好久，也不知道老人后来有没有找到其他的解决办法。
回学校以后，我申请了一个学校资助的研究项目，次年又去了湖南做留守学生的调研，并特别关注了寄宿生的状况。项目所选调研学校中的一个小学就在我们当年去的那个乡，该校所有学生从一到六年级全部住宿。我们对部分学生做了问卷访谈，参观了学生宿舍，也访问了老师。通过对学生日常生活的了解，我们知道他们在学习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它娱乐设施，而老师们的主要责任是保障他们的基本安全。调研结束后，我在自己相好的同事妈妈微信群里组织了两次募捐，并在当当网买书邮寄给了参加调研的学校。后来那所小学换了校长，我也逐渐和该校老师失去了联系，没有再跟进那里的情况，说实话想起来的时候对自己做公益虎头蛇尾也有些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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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为那两次在湖南农村的调研，再加上自己中学时代的寄宿经历，我开始从关注留守儿童到进一步关注农村寄宿学校，并陆续做了一些研究。虽然目前大多数研究项目还在进行中，也算是让我对农村寄宿学校和学生的现状有了一些比较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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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小学寄宿的历史和现状
在中国农村，寄宿学校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存在，到今天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早期的农村寄宿学校大多集中在初高中阶段。在小学阶段，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小学或者教学点，基本不存在学生需要寄宿的问题。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部实施的“撤点并校”政策导致大量地处偏远和人数较少的中小学被撤销，以至于大量小学生和更多的初中生不得不去较远而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地方上学（见前文“乡村教育的困境：撤点并校，路在何方”）。这些学生要么每天步行很远上下学（走读生），要么就在很小的年龄开始住校（寄宿生）。截至2010年底，一共有大约3000万初中生和小学生住校，大约占所有农村学生的四分之一。其中小学住校生近1000万，占所有农村小学生的12.7%；初中生几乎有一半住校（Dong 2014）。然而作为新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变革，学术界关于寄宿对孩子福祉影响的研究却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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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是把双刃剑
寄宿，就像很多其他人生阶段的选择一样，是把双刃剑，有它的两面性。世界上最早的寄宿学校主要出现在欧洲和后来的北美。在西方，寄宿学校往往处在社会阶层的两级，一种是精英阶层，学生们主要来自精英、贵族或者富裕家庭，即所谓的“蓝血”（早期指欧洲贵族，因为他们不干体力劳动，相对于体力劳动者，身上蓝色静脉血管比较清晰。现在常被西方人用来指代高贵和智慧的精英才俊）；另一种是政府或者教会慈善组织给那些特别贫困和有问题的家庭的学生设立的寄宿学校，以帮助那些孩子脱离“有害”家庭 （Colmant et al. 2004）。与之相比，中国农村寄宿学校的出发点截然不同，但是从学生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上来说可能更接近后者，因为他们更多来自比较贫困和偏远的地区。
从理论上来说，强调积极影响的理论认为，寄宿学校通过集中小范围的地区资源，能够改进教学设施和师资，并延长学生的学习时间，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和老师接触，从而有利于他们的学习。然而，强调消极影响的理论认为，中小学生仍然缺少独立性，需要与家庭成员有更多亲密互动，住校减少了他们与家人亲密互动的机会，从而削弱他们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纽带”，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Martin et al. 2014）。
除了理论上的争议以外，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出发，孩子与孩子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性。虽然中国农村寄宿很大程度上是由村庄地理位置决定的，但很多更加重视教育的家庭很可能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而由父母在外地陪读，或者举家搬迁去城市生活。因此，如果需要确立一定程度上的因果关系，需要从“反事实”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个小孩，如果我们既能知道她作为寄宿生的结果，也能知道她作为走读生的结果，我们就能够得到两者的差异有多大，即寄宿对该小孩的影响。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同时观察到“事实”和“反事实”这两种结果，只能尽量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清楚这个问题。由此可见，关于寄宿对孩子有什么影响的问题，想要得到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并不容易，下面我们结合一些实证研究就寄宿经历与学业及身心健康的关系抛砖引玉，希望不仅吸引更多的研究，也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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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经历与学生福祉的一些实证研究
首先让我们来看寄宿与学业成绩的关系。但凡对小孩教育稍有了解的人都清楚，孩子的学业成绩和学校及家庭都息息相关。家长关心孩子教育，对孩子有较高的教育期望，并愿意陪伴或辅导孩子，对小孩的学业会有很积极的影响。然而，当孩子在学校寄宿，很多通常由家庭承担的功能被转移给了学校，比如照管孩子的食宿和监督他们完成课后作业。这种情况会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学校比家庭做得更好，另一种是学校不能有效地承担这些职能。在中国农村，很多父母文化教育程度并不高，加上相当多的父母外出打工无法陪伴孩子，爷爷奶奶也许对孩子的起居照料比较上心，但既无能力也无权威辅导孩子的学业。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住校能够对孩子的学业更有帮助，因为在学校他们至少有老师的监督和及时答疑。然而目前学术界零星的研究对此并没有定论。有一项2012年的研究利用山西省某贫困县的数据，发现寄宿对学生的学业会产生负面的影响（Mo et al. 2012）。然而，我和我的博士生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研究的数据发现，寄宿对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并无负面影响，相反，寄宿学生在识字和数学能力方面都更有优势。以上两个研究都使用了倾向值匹配法，在某种程度上排除了寄宿学生和走读学生之间群体性差异可能造成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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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寄宿对农村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影响。从身体健康的角度看，理论预测的结论也并不明确。虽然一般来说，住在家中能更加保障饮食的质量；但如果寄宿学校的饮食有基本的保障，学生在学校的生活更加规律，再加上现在政府和福利机构通过学校提供辅助营养餐，学校的饮食也不见得比在家营养更差。然而，农村寄宿学校卫生条件往往很难保障，学生们住在拥挤的集体宿舍，基本的洗漱都很难保障，更别说有效的预防传染性疾病。我自己初中时代在集体宿舍里就时不时遭遇各种皮肤病的困扰。有研究利用陕西省的数据发现，寄宿的小孩健康状况更差，更容易患贫血 (Luo et al. 2009; 2012)。我们分析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也发现，寄宿的孩子更容易生病， 但是他们的身高体重比却更倾向于在正常区间，不会超低也不会超高。我们进一步使用倾向匹配值方法的结果显示，寄宿生和走读生在生病的几率方面并无显著差异。
寄宿与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结论则比较明确，寄宿生比走读生有更高程度的抑郁，这可能是因为住校减少和弱化了青少年与父母或其他照料者之间的日常互动和亲密关系，寄宿生遇到问题和压力不能得到及时的排解和释放。还有一个可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前言里提到的他们缺乏基本的娱乐。一些民间公益组织做过给寄宿孩童播放睡前故事的实验，这是一个投入成本低却很有帮助的办法。另外，政府应当增大对农村学校基础设施的投入，比如修建体育馆和图书馆。近些年虽然公益组织也做了一些工作，但这只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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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全国性的调查数据对寄宿只有一个时点上的测量，我两年前申请了一个香港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在安徽、湖南和陕西做了进一步的调研，还专门了解了学生们的住校历史。目前安徽和湖南的数据合并在一起显示，较久的住校经历对女生的学业成绩有积极的影响。我们猜测，相对于农村家庭的重男轻女文化，学校比较中性的性别文化对女同学可能有更多的正向影响。目前这项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我们期待更多更好的数据出现，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中学学生的研究。同时我们更希望全社会更多地关注寄宿学童的精神健康，加强农村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参考文献
Colmant, S., Schultz, L., Robbins, R., Ciali, P., Dorton, J., & Rivera-Colmant, Y. (2004). “ Constructing meaning to the Indian boarding school experience”. Journal of American Indian Education, 43, 22
Dong, S. (2014). The history, development and reflection of boarding school in rural China [in Chinese]. Forum on Contemporary Education, 259, 11–20.
Luo, R., Shi, Y., Zhang, L., Liu, C., Rozelle, S., & Sharbono, B. (2009). Malnutrition in China’s rural boarding schools: The case of primary schools in Shaanxi provinc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29, 481–501.
Luo, R., Shi, Y., Zhang, L., Liu, C., Rozelle, S., Sharbono, B., Yue, A., Zhao, Q., & Martorell, R. (2012). Nutrition and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in rural China’s elementary schools: Results of 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in Shaanxi provi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60, 735–772.
Martin, A. J., Papworth, B., Ginns, P., & Liem, G. A. D. (2014). Boarding school, academic motivation and engage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large-scale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51(5), 1007-1049
Mo, D., Yi, H., Zhang, L., Shi, Y., Rozelle, S. and Medina, A., 2012. Transfer path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 primary school merger program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32(3), pp.423-431.
同钰莹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及亚太所华人家庭研究中心
教授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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